虚拟币交易涉案不认，不知情能否成免责金牌？

近年来，因虚拟货币交易而卷入刑事案件的现象屡见不鲜。面对司法机关的指控，不少当事人会提出类似的问题：“如果我仅仅从事交易，而并不知道这些虚拟币是赃款，法院是否还能判我有罪？”的确，虚拟货币相关犯罪的定罪需要满足“主观明知”的要件，但拒不承认是否能成为逃避法律制裁的屏障呢？在接下来的分析中，我们将探讨法条对于虚拟货币相关犯罪“明知”的具体规定，以及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“主观明知”或“应知”。同时，也会剖析这种认定方式对案件结果的潜在影响。

01虚拟货币犯罪的定罪是否仅靠“明知”？拒绝承认能否摆脱法律责任？

虚拟货币交易涉及的主要罪名包括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洗钱罪，以及非法经营罪。这些罪名不仅要求满足客观要件，在主观层面同样要求“明知”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不能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“明知”，便无法追究刑事责任。这种情况下，一些人可能会认为，只要否认“明知”，司法机关就无法定罪。然而，这种想法大错特错。

根据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第55条的规定：“即使被告人不供述，只要证据确凿、充分，法院仍然可以认定其有罪并给予刑罚。”这意味着，即便缺乏当事人的供述，综合其他证据及其行为轨迹，仍可能推定“明知”，并据此定罪。那么，法律中有哪些情形明确被认定为“明知”或“应知”？又有哪些情形虽未明文规定，却可能在实践中被判定为“明知”或“应知”呢？

02不同罪名下的“明知”认定有何差异？

 （一）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与洗钱罪中的“明知”认定

1. 旧司法解释如何认定“明知”？

在《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09〕15号）出台前，司法机关已通过具体标准推定“明知”。旧解释中列举了六种情形，通过交易时间、地点、方式、价格、途径及行为人的认知能力等多维度推定“主观明知或应知”。此外，第七项规定为开放性条款，允许法院依据案件情况认定其他能够证明“明知”的情形。

尽管该解释已被废止，但对虚拟货币交易中的审核义务提供了重要参考。例如，OTC商家若严格遵守行业规范，进行实名验证、审核交易资金来源及用途，通常可避免被认定为主观“明知”。

2. 新司法解释对“明知或应知”的调整

2023年8月施行的新解释对洗钱罪的主观认定采用了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”的表述，取代了以往的“明知”。在认定“主观明知”时，不仅要结合行为异常性，还要从多角度综合考量，包括交易金额、转移方式、行为人的职业背景及其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系。推定的基础是“可反驳的事实推定”，即通过行为异常性证明主观明知，但当事人可以用证据反驳。

例如，新解释第三条指出，应结合行为人的交易方式、资金账户异常情况、犯罪所得类型与金额等进行判断，但若行为人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其“不知”，则应认定无罪。

 

 （二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“明知”

帮信罪的司法解释明确采用了推定规则，即若行为人符合特定情形，如接到监管部门告知后仍实施相关行为，或交易价格明显异常等，则可推定其主观“明知”。然而，这种推定在实践中常被泛化和滥用。以运营商为例，虽然他们提供的通信线路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，但不能因此推定运营商主观上“明知”。

在交易价格异常的认定中，如何界定“异常”？是否应结合地区差异设定基准值？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明确，以确保帮信罪的适用不会泛化或缺乏依据。

 （三）非法经营罪中的“明知”

非法经营罪的主观“明知”通常缺乏明确规定，但在实践中，需重点考量行为人与犯罪行为的因果关系。例如，一名OTC商家若在进行虚拟货币交易时，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，且对非法换汇行为有明确认知，则可能被认定为主观“明知”。但若行为人只是从事正常的OTC交易，与犯罪行为无直接关联，则不应轻易认定其为帮助行为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非法经营罪与洗钱罪可能存在想象竞合的情况。在最新解释中，涉及虚拟币交易的非法换汇行为若触及洗钱罪的七大类资金，将按照重罪处理，这意味着罪责更重。

随着虚拟货币交易的普及，针对相关犯罪的法律规制将更加严格。在洗钱罪的量刑中，流水金额超过500万元且具有特定情节时，将被判5至10年有期徒刑；而非法经营罪中，非法经营额达到500万元是“情节严重”的起刑点。因此，行为人在从事虚拟货币交易时需格外谨慎，避免触碰法律红线。

总结而言，无论是洗钱罪、帮信罪，还是非法经营罪，主观“明知”的认定都在司法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。当事人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，认为拒不承认便能逃脱法律制裁。严格遵守行业规范，确保交易合规，才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根本之道。

03司法实践中如何判定行为人主观“明知”？

随着最新洗钱司法解释的施行，旧有的关于推定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”六种情形的规定虽然已不再适用，但新的司法解释对“明知”认定提供了更清晰的指导框架。结合过往司法案例和虚拟币交易实践经验，可以总结出一些可能影响司法机关判定“明知”的关键因素。

 （一）银行卡是否曾被冻结？

两高一部在《关于“断卡”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》中指出，当事人若出租、出售银行卡，而该卡因涉嫌诈骗、洗钱等违法犯罪被冻结，之后仍然帮助解冻、注销旧卡或办理新卡继续出租、出售，其被认定“主观明知”的可能性极大。原文提到：“办案过程中，可着重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以下特征……例如卡被冻结后仍继续从事相关行为。”

但需要注意的是，仅凭“卡被冻结”并不足以直接推定行为人“明知”。该规定的适用有严格前提条件：一是被冻结的原因必须与诈骗、洗钱等违法犯罪直接相关；二是行为人需涉及出租、出售银行卡的特定行为。对于其他情境，例如正常的交易或误冻，是否构成“明知”则需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判断。

 （二）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的差异

司法机关近年来对虚拟货币交易方式的异常性有了更全面的理解。交易方式的风险分类，从高到低依次是线下交易、小众交易所，以及主流交易所（如币安、欧易）。由于场外交易缺乏平台的合规监管、交易担保及反洗钱认证，OTC商家往往需要承担更大的审核义务。

如果OTC商家在场外交易中仅停留于表面的口头询问，而未进行深入的实质性审查（如资金来源核查），便极易被司法机关推定为主观“明知”或“应知”。因此，场外交易从业者需格外注意严格履行尽职调查，避免因未尽审核义务而承担法律责任。

 （三）交易价格是否符合市场行情？

虚拟货币的交易价格是判定交易行为是否异常的重要依据之一。若交易价格显著高于或低于市场行情，司法机关可能认为行为人应当意识到交易存在异常。例如，当虚拟币价格高于市场价时，交易双方可能试图掩饰资金的非法来源，而当价格低于市场价时，也可能提示洗钱等犯罪行为的存在。

面对价格异常的交易，行为人需高度警觉，投入更高的注意义务，包括核实交易背景、资金用途等，避免被认定为主观“明知”。 

 （四）聊天软件的选择与行为特征

交易过程中使用的通讯工具同样可能成为判断“明知”的重要线索。如果交易双方使用的是境外聊天软件（如Telegram、The Onion Router），并采取加密通信、数据销毁等规避措施，这可能被视为刻意逃避监管的行为，增加司法机关认定“主观明知”的可能性。

与之相比，使用国内合规的聊天工具且交易过程透明、留有记录的行为，则更易证明交易合法性，降低“明知”推定风险。

 （五）是否履行了充分的审核义务

司法解释明确指出：“若推定行为人明知，但存在相反证据的，应认定行为人不构成主观明知。”这意味着行为人若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尽审核义务，则可以有效避免被错误认定为“明知”。

例如，在交易过程中，行为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证明自身清白：

1. 要求对方提供近期银行账户的交易记录，检查是否存在异常的“快进快出”或“整进整出”资金流动；

2. 要求交易对象进行视频声明，确保资金来源合法；

3. 仔细核查对方资金来源，通过获取相关文件或交易证明，评估交易合法性。

履行上述审核义务，既能有效降低风险，又可为后续可能的司法调查提供充分证据。